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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北京多家媒体报道，从3月1日起北京市对违章停车的司机，交警除了依法给予相应的罚款及吊扣驾照的处罚外，拖车时司机不再需要交纳200元拖车费。至此，在北京已经实行7年的拖车收费标准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对这一举措，多家媒体从多角度进行了解读，指出了停收拖车费的诸种启示与意义，不过，却忘记了极其重要的一条内容，那就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这条交通安全法规定，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放的地点。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的，应当依法承担补偿责任”。
交管部门因对违章的停车收取拖车费而屡遭诟病，在许多地方有不少车主因此将交管部门告上法庭，在河南和浙江，就有法院判决交管部门败诉的先例。可以说，无论是从法理的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，收取拖车费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因此，北京市宣布停收，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并不值得特别褒奖，实际上是“迟来的正义”。但是，比较而言，迟来的正义也是值得称道的———许多地方仍在收取的电子警察曝光费，就是亟待清理的另一项不合理收费。
关于“电子警察曝光费”，南京《现代快报》率先质疑，并与另一家当地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论争。这一报道，迅速在全国产生了议题设置效应，多家媒体转载并展开讨论。央视《声音》栏目，延请应松年、周汉华等权威专家对这一收费项目进行分析，再次将这一议题放大。周汉华先生认为，对违章的处罚，本身是一种执法，“执法本身是不应该收费的，因为老百姓通过自己的税收，建立这种执法体制，执法机制，执法队伍，或者执法的环境，那本身都属于是用税收的基础上来支撑的一套公共产品”。应松年先生则认为，对于地方政府出台的与中央有关法规相抵触的收费项目，应该用《行政许可法》来制约和规范。“因为有很多收费，因为许可的泛滥，政府的许可行为和利益挂起钩来了，履行职责，执法的行为不能跟利益挂钩”。这两位专家的观点可谓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，他们还透露，一项更具针对性的法规《收费法》正在制订之中。
无论是拖车也好，还是电子警察曝光也好，都是执法行为，这样的成本属于行政机关的运转费用中的一项，是不能向纳税人转嫁的，因为纳税人已经通过纳税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支付过了运转费用。这就和警察办案一样，警察在办案时肯定要花费许多费用，但是这些费用只能划在公安机关的经费上，而不是向当事人收取。
另一方面，无论是拖车也好，曝光也好，在现实中也产生了除执法机关之外的利益集团。各地有交管部门指定的拖车公司，而电子警察曝光则产生了指定曝光的媒体，这也是引起诟病的一大原因。有了这些利益集团，执法的成本必然也被加大，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也会被有意无意地滥用，而这些被加大的成本也自然地分摊到被执法者头上，矛盾因此不可避免地尖锐化了。拿曝光费来说，在通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，每个车主的信息都贮存在警方数据库中，而每个交警的警务通中几乎都可以查到，因此对违章的车辆可以通过电话甚至手机短信的方式予以告知，既方便又便宜，也一样可以达到目的，何苦一定要折腾司机呢？
无论是拖车费还是电子警察曝光费，都是执法机关想借此“弥补”执法经费的不足，但是这即便不能说是借口，也是风吹错了方向———这种“不足”的“经费”应该通过适当的程序由人大审议的预算中体现出来。
说到底，这既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利益的问题。在明确这样的一个本质之后，讨论此类收费就不会困难了。新交通安全法已经明确了不得收取拖车费，而电子警察曝光费则根本没有授权收取。现在，各地纷纷停收拖车费，而据央视报道，黑龙江省将从5月1日起，同时停收电子警察曝光费和拖车费。相信停收电子警察曝光费的日子也必将会很快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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